
在停滞里重新学习观看
疫情一来,日子突然就停住了。我开始恶补艺术史——起头不过是翻翻博客、啃几本书、看纪录片,再对着画一笔一笔地临。看着看着才回过神来:艺术史里头,远不止风格和流派那点事——那是人在好长好长的时间里,一层层留下来的东西:他们信过什么、怕过什么、想要什么,又怎样把这些,慢慢拢成了秩序,熬成了美。
我如何从阅读、艺术、教育、策展、销售、新媒体到 AI,
慢慢组织出自己的方法。

我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,自己要往哪儿走。
十九岁往后,我的成长,几乎都是被一件件具体的事推着往前挪的。疫情那阵子困在家里,补艺术史,也读哲学、佛学、法律和文学;后来进了画室教课,从乡下的课堂,到美术机构,到展览的现场,再到一天天和孩子们的相处里,一点点把“人”这件事看明白了些;再后来离开成都,去了上海,做销售,做美育,也做新媒体和 AI 课程。
这几年,书对我从来不是摆设,也不是一张拿出来给人看的书单。它们更像是,在某个要紧的关头,我一把抓住的东西。也是这几年,我慢慢回过味来:成长这回事,多半跟“把自己修得更好看”没多大关系。它更像是一点点认出来——什么地方会让我一天天枯下去,什么事值得我整个人扑进去,哪些关系已经到了该松手的时候,还有哪些本事,是我非逼着自己长出来不可的。

疫情一来,日子突然就停住了。我开始恶补艺术史——起头不过是翻翻博客、啃几本书、看纪录片,再对着画一笔一笔地临。看着看着才回过神来:艺术史里头,远不止风格和流派那点事——那是人在好长好长的时间里,一层层留下来的东西:他们信过什么、怕过什么、想要什么,又怎样把这些,慢慢拢成了秩序,熬成了美。

我开始试着拿起相机拍视频。谈不上什么成熟路数,多半是走到哪儿拍到哪儿;可镜头一架起来,我就留意起从前没怎么往心里去的东西——一道光怎么落在墙上,街角一张脸上掠过的表情,一个屋子里那些极小的变化。“看”这件事,不再只待在书里、画里,它开始一点点往日常里钻。

春节那阵子,自我怀疑压得我喘不过气,我跑去顺丰的中转站打日结工,早六点到晚七点,一天一百六。日子不长,砸下来却很沉。它让我头一回懂了:现实从来不是个概念——现实是身上散不掉的累,是被切成一段一段的时间,是工资攥在手里那点分量,是第二天闹钟一响,还得照样爬起来。

2023 年初,我借着《金刚经》做完了毕业创作——先是一个装置,后来索性把整个创作现场,改成了一座灵堂。说来也不是因为真懂了放下才去读它,恰恰反过来:我太容易被一个念头、一种情绪、一个“我”困住了。明知一切终会散场,还是郑重其事地,把这个现场一寸寸搭了起来。

2024 年,我还留在那家美育机构,担子和压力都肉眼可见地重了起来。这一年我上了 499 节课,教过 2273 个人,试听、续费、课销、运营,里里外外的活动,都搅在一块。年初一升职,我就不再只管上好自己那几节课了——带新人、派活、调解矛盾,一点点被推到了中层的位子上。

2025 年 3 月,我离开成都,去了上海。这不是一次轻飘飘的换城。成都住了六年,前一份工作也结了四年多的缘。真走了才发现,我没自己想的那么洒脱——过去那些内耗、跟不上的执行力、不够快的学习速度,时不时还回来找我。

2026 年 3 月,我开始做 AI 板块的培训,给企业、给美术机构授课,学员近千人。这事看着像个新方向,其实一点不突然。它背后,连着我这些年攒下的全部:艺术教育里磨出的课堂理解,儿童心理里练出的观察,展览和小红书喂出来的转译能力,B 端销售里长出的客户意识,新媒体里学来的传播门道,还有对 AI 工具一直没断的钻研。
这些年看着零散的事,到末了拢成了一件:把复杂的东西讲清楚,再让它真的落地。
在艺术史、摄影、展览和孩子的举动里,练出一双更慢、也更准的眼睛。
把复杂的作品、孩子的需求、用户的心理、AI 的工具,都讲成别人进得去的语言。
把一个想法,变成现场、变成课程、变成流程,变成一群人能一块儿做成的事。
让这些东西真正跑进业务、课堂和客户的现场——落得了地,也传得下去。